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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公司,请逃离一线城市

时间:2020/11/17 0:00:00 来源: 作者:

科技公司,请逃离一线城市    

本文来源:第一财经月刊

原文标题:技术公司该不该“逃离北上广”?

本文作者陈畅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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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上海的天际线,要看黄浦江;北京的天际线,要看东三环;深圳的天际线,则要看深圳湾。绕着深圳湾一圈,在雄伟林立的高楼里最璀璨的,恐怕当属位于后海的深圳湾一号。

    深圳湾一号是由迈瑞医疗董事长徐航旗下的鹏瑞地产公司主导开发,总共只有8栋楼,除了一栋350米高的环球商务中心和一栋写字楼以外,其余的6栋楼都是公寓住宅。房价一度被炒到接近30万/平米,这让它力压上海的汤臣一品,成为国内豪宅领域的“样板房”。

    紧挨着深圳湾一号的西北侧,便是深圳这些年倾力打造的后海总部基地,腾讯、阿里巴巴、华润、中海油、中投证券等80多家企业的各种“总部”坐落于此,摩天大楼栉次鳞比。而这些企业提供的众多高新岗位,是支撑周边动辄12万、15万甚至20万/平米高房价的核心。

    能在这个寸土寸金的地方拥有一栋自己的总部大楼,显然是件很有面子的事。2016年,深圳一家做专网通信的公司,豪掷18个亿在后海买了一块地,建设“研发总部大楼”。

    除了拿地成本,全部建筑安装加起来,总造价达到30亿,建筑面积足足有10万平米。

    不过,黄金地段给公司带来的除了面子,就只剩员工面对高房价的压力了。假设这家公司的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,在单程30分钟范围内买房,最低房价7万,在单程1小时范围内买房,最低房价5万。

    一个普通的程序员,买5万/平米的两房,最少也需要400万。而按照行业内一线研发人员每天加班2小时左右的最低标准,早上7点起床,晚上9点回家,背两三百万的贷款,每天挤两个小时的地铁,基本谈不上什么生活质量。毕竟新闻联播都不能准时收看,就更别提生二胎了。

    这家公司并非个例,而是很多一线城市社畜的现状。在上海上班,房子买在太仓、昆山甚至苏州的比比皆是,一趟通勤下来,公交车、地铁、高铁和共享单车一个都没拉下。毕竟老板只要抛点儿股票,就能在周边买套房走路上班,普通员工就只能享受996房奴的福报了。

    决定一座城市房价的,往往是收入的天花板而不是平均数,比如上海张江尽管是科技人才的聚集地,但张江房价的定价权却掌握在能够套现股票的企业高管手里,而不是格子间里加班的普通员工。把研发中心搬到房价物价相对低廉的二线城市,似乎是一个可行也必然的决定。

    早在2012年,马化腾就在深圳一场IT论坛上明确释放了一个信号:出于员工的生活压力,腾讯正在考虑把企业布局向二线城市转,在二线城市增加研发中心。要知道,当年深圳商品房均价还“只有”2万/平米。

    两年后,腾讯在成都设立了天美游戏工作室,接着便诞生了“天天”系列产品,以及长期霸榜的《王者荣耀》。华为投资总额高达400亿的最新研发中心也没有放在张江,而是选择了与苏州交界的上海青浦,房价连1万都不到。这其实说明了一个道理:科技研发不必执意留在一线。

    华为的一位高管曾算过这样一笔账:公司在北上广深核心地段拿地不难,但假设员工坐公共交通上班,单程30分钟内最低房价7万,单程1小时内最低房价4万,年轻员工要么买贵的房子背不起房贷,要么买便宜房子每天通勤累死,何谈奋斗?

    “一线城市人才多”是科技公司扎堆去一线时,最常见的一个理由,但当华为和腾讯都往二线城市搬的时候,出手豪迈的科技公司的老板们是不是也应该扪心自问:你们研究的到底是什么高科技,非得在房价10万/平米的地方硬撑?

   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,在华为青浦研发中心开工的两个月前,豪掷30亿盖楼的那家深圳公司,将总部大楼以25个亿的价格卖掉,用来补充自己愈发紧张的现金流。

    在中国产业升级,中美关系紧张的大背景下,科技公司未雨绸缪、居安思危的重要性要远远大于豪情一掷。把研发基地分流到成本更便宜的二线城市,不光是企业成本控制的理性选择,也是在一线城市房价长期走高的当下,对寒门员工们的一种负责。

    企业研发中心到底是坚守一线还是转移二线,考量的不仅是决策者的能力与视野,还有他们选择“为谁发声”的决心。

    隐身的二线城市

    工程师和程序员买不起房,并非中国特色;科技公司往小城市搬,在全球范围内也有迹可循。

    2019年,纽约市中心一套公寓的平均中位数是169万美元,市民平均月收入中位数4500美金,要想在纽约买到一套房,需要美国房奴不吃不喝还贷整整31年。硅谷也好不到哪去,“59%的科技工作者都认为硅谷房价太高”,一度是推特和reddit上的热门话题。

   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,美国人民拿出了实际行动:《SeattleTimes》报道,休斯顿每年有大约10万人流出,洛杉矶有大约11万人流出,纽约则是20万。

    昔日汽车行业霸主通用汽车,也曾受困高房价高成本,不得不把IT中心搬到了沃伦、奥斯汀和亚特兰大。有着南方硅谷之称的亚特兰大的房价,大约只有纽约的三分之一。而美国近几年人口净流入最多的城市西雅图,房价中位数也只有纽约的41%,聚集了波音、微软、亚马逊的总部,以及谷歌、英特尔、IBM的研发中心。

    在2018年的美国财富500强中,达拉斯和双子城这些美国的二线城市,企业总部数都高于旧金山、洛杉矶等超大都市,60%的企业总部分布在六大都市圈以外的地区。

    贫富差距相对较小的欧洲,高科技公司也呈点状分布。英国最大能源公司BGGROUP总部只有两条主干道的温莎;欧洲最大航空发动机企业罗尔斯-罗伊斯总部位于距伦敦183公里的德比。大众总部在沃尔夫斯堡扎根时,这座城市人口才刚刚突破十万,只有一个私人和企业用途的支线机场。

    近两年成为网红的光刻机霸主阿斯麦(ASML),诞生于仅有四万多人的荷兰小镇费尔德霍芬,与其在半导体领域舍我其谁的地位格格不入的是,阿斯麦总部门口到现在还是一片荒地。

    相比之下,能有这种意识的国内高科技公司,大概也只有华为。早在90年代,华为就将总部搬到了远离深圳市区的龙岗坂田,2018年又搬到了深圳和东莞之间的松山湖。

    在2010年之后,华为在一线城市拿地成本也极少超过2000元/平。不过即使这样,华为仍然不停地将研发中心向二线城市迁移。

    然而除了华为,扎堆一线始终是国内科技行业的主旋律。离开了北上广深,基本意味着与互联网、高收入以及大平台绝缘。2020年8月,《财富》世界500强榜单发布,大陆地区共计117家企业入选,首都北京以55家的数量独霸半壁江山,北上深三地更是占据了中国榜单数量的三分之二。

    但另一方面,在北上广深安居又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,脱发、996和35岁下岗完美诠释了一线城市内卷精英的独特文化。强如柯洁,也需要打赢一次三星杯,才能在北京二环勉强买一个卫生间。

    逃离北上广也成为2016年的年度热词的背后,是源源不断的青年精英,被一台名为理想的抽水机推动着流向超一线,然后在榨干最后的精力之后,又被送还老家。

    与欧美不同,作为承接一线城市产业溢出的二线城市,却长时间隐身在中国科技版图之中。在《财富》的世界五百强的榜单之中,即便是以高校众多、产业基础雄厚著称的西安与武汉,上榜的企业总数也仅有三个。

    当年小米为了说服员工从北京搬去武汉,一度推出了三万元的搬迁补贴。按小米目前在武汉2000多人的规模,假设有一半员工来自北京,就是3000万元的补贴——四舍五入一下就是一个亿啊同志们。

    背后的原因显而易见,对年轻人来说,一旦选择回到二线,也就意味着容易同时面对职位与薪水双降的困境。

    二线城市的隐身,有着过去资源向大城市抱团聚集的历史原因,但随着二线城市产业和生活条件都迎来拐点,高科技产业落户二线,人才在二线城市安居也不再是个伪命题。合肥“风投治市”的蹿红,中西部网红城市频出,绝非偶然。

    对企业来说,要想让员工安心奋斗,还是得有个二线革命根据地。

    四座大山

    高房价毫无疑问是推动华为和腾讯搬迁的重要因素,但倘若房价低就能建立起产业优势,那么中国的科学技术高地应该在鹤岗。

    人们拥挤高房价城市的背后,还是对房价背后优质配套资源的心动,代表性的就是住房、交通、教育、医疗四座大山。而过去十几年二线城市的发展,算得上是一部移山史。

    如果以高楼数量来衡量一座城市建设的基本面貌的话,GDP仅排在全国第50位的广西省会南宁可是非常骄傲。这里超过150米高的大楼,有51座,位列全球第23名,把只有41座高楼的北京踩在脚下。

    而交通便利方面,最初是京沪高铁“一枝独秀”,而如今南京、武汉、郑州、合肥等二线省会城市都成功卡位“八纵八横”战略的交通节点。地级市桂林更是有9个高铁站,通往一百多个城市。

    2010年后,二线城市又掀起了地铁建设高潮,成都仅今年就将新增216公里的地铁里程,届时将一举超越广州,位列全国第三。

高铁、地铁、高速等等交通设施建设,在省会和周边地级市之间形成了“1小时城市圈”、各省会之间又形成了“3小时生活圈”,一步步缩小着和一线城市的交通体验。

    而在5G等通信设施的发展上,成都、杭州等城市更是与北上广深同步进行,刷视频、看直播、玩游戏的高效体验,将不分一二线地界。

    名震全国的“医疗天团”里,除了“北协和”在北京,“南湘雅、东齐鲁、西华西”则分位于长沙、济南和成都。而复旦大学公布的中国医院百强榜中,西安、武汉、杭州、重庆、南京等二线省会,都在全国顶尖医疗资源中占据一席之地。而二线城市更少的人口,反而让资源更加平均。

    在教育环节,除了杭州相对拉胯,南京、武汉、西安、成都这些二线省会的高校资源并不落后,211高校数量几乎和上海持平。

要知道在华为发展初期,大量的工程师不是来自清华,也不是交大,而是位于武汉的华中科大。华为17名高管中,来自华中科大的占据4席,位列第一,搞得华科一度以华为“娘家”自居。南京的东南大学则是华为20多年的合作伙伴,华为也是东南大学毕业生就业人数最多的单位。

    除了高等教育,二线城市的基础教育资源其实也不弱。重庆的巴蜀小学、南京的琅琊路小学、郑州的省实验、长沙的实验小学等等也都位列全国最佳小学前十五。在高中组,重庆的巴蜀中学和长沙的师范附中算是全国驰名,成都更是有两所高中位列全国前十,搞得黄冈和衡水很没面子。

    所以,成都不仅仅鸳鸯楼、重庆不仅有解放碑、长沙不仅有茶颜悦色,这些二线城市更是有一整套不断完善的生活环境。要知道,LV国内最大的旗舰店,是在成都的IFS。

    2017年,还没演真还传的老罗把位于北京、深圳等地方的行政、研发、设计等总部管理部门一块迁入了成都,他本人还在成都买了自己的第一套房。搬到成都后,罗老师谈了两点感受:一是同样是保利的房子,成都比北京那个好得多,北京15万,成都才2万[1];二是和成都太古里相比,北京的太古里“土多了”。

    归根结底,二线城市之于科技公司,其实是一个“三缺一”的状态,房价低廉、生活便捷、基础设施完善,就等大老板们拎包入住了。

    集群与需求

    对科技企业而言,员工在二线城市买得起房、养得起家、最好能生二胎很重要,但企业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更重要。通常而言,科技研发有两大“引流器”:产业集群和需求市场。

    产业集群是研发的试验田——格力15个研发中心全在珠海,丝毫不影响董大姐追逐“核心科技”。而合肥引入京东方,就是“产业-研发”循环驱动的经典。合肥依托美菱、荣事达等本土公司和政策引导,吸引了美的、格力,成为家电之都。而后又依靠彩电集群,引入了面板产业。

    京东方不仅将产线带到了合肥,也将研发落户了这里。毕竟每天和家电企业打交道,才能更敏感判断行业的趋势。而合肥面板产业集群,又促进400公里的南昌发展起了VR显示产业,世界VR大会更是永久落户南昌。紧接着,阿里、华为和微软,相继在南昌组织起了研发队伍。

    而对于互联网企业而言,前往二线城市、利用产业集群,确实更有必要。之前大家的聚焦点都是C端消费者,现在的流行词汇是“产业互联网”,服务对象是B端企业,最典型的例子,便是直播改造义乌小商品的销售模式。

    产业集群恰恰是二线城市的优势所在,温州是皮鞋、打火机产业集群;平湖是毛衫产业群、海盐是光机电产业群、汕头是皮具集群。国内市场11%的文具都出自宁海县;南通家纺产业线上线下市场交易额超过2200亿元,占全国半壁江山。

    诞生了“挖掘机指数”的长沙,在工程机械领域汇集了三一重工、中联重科等4家工程机械50强企业。产业互联网要到二线城市去,其实是一个肉眼可见的大趋势。

    引领科研的第二个要素便是需求。新技术发展初期,需求往往集中在一线城市,比如Web时代,会上网、要上网、以及能负担起费用的,基本都在一线城市;而随后兴起的互联网生活方式,也都需要从一线开始慢慢试错、发展,随后向全国普及。

    如今,互联网公司天天谈论的都是怎么深入田间地头,二线城市甚至成为业务的加速场。

    2017年,美团推出打车新业务,首站便是南京。而滴滴进军外卖业务时,三大城市也是无锡、南京、泰州。而共享电单车业务,则更是一线城市罕见,二线城市喜闻乐见、战火连连。而郑州餐饮业的总收入突破3000亿元,稳居全国第四。既然主战场就在二三线城市,需要快速响应的研发,也要靠近前线。

    除了牵引研发的产业和需求之外,二线城市的研发支撑也在改善。为互联网公司提供云计算支撑的数据中心,就形成了北内蒙古、南贵州的双核心网络。而苹果、阿里都公司的数据业务,都相继选择了贵州。

    产业集群优势、需求市场壮大、数据中心扩散、5G网络建设等等要素,都在抹平一二线城市之间的生产要素的差异。科技公司奔赴二线,不但有完整的配套设施,也是一种产业发展的趋势。对员工来说,在二线城市工作,买房养家是小事,能少掉几根头发善莫大焉。

    产业升级

    工程师和程序员想去二线发展,科技公司有必要去二线落户,二线城市同样也迫切需要高新产业。

    九十年代财税改革以来,伴随着城镇化建设大潮,“卖地”成为了地方财政的重要收入。2010到2017年,土地出让金在地方基金性收入中的占比持续维持在80%左右;2018年,地方土地出让收入达到了史无前例的6.5万亿,占到了当年地方公共财政收入的66%。

    单纯依靠“地价涨---房价涨---GDP涨---地价涨”的内循环,在过去十几年非常好用,但是走到现在已经快走不通了。

    一方面,房贷占居民收入比已经高达63%左右,高房价抑制消费早已老生常谈;另一方面,房地产投资对经济促进效应是“倒U型”的,而目前已经逐渐趋于“临界值”——即挤出效应超越拉动效应,加之调控政策的严格执行,地方政府已经到了寻找新收入模式的关键时刻。

    近期蹿红的合肥显然是这个班级里的尖子生,无论是顶着压力拿下的京东方,还是存储芯片领域杀出的黑马合肥长鑫,抑或是今年刚用70亿引进的蔚来,都是“风投治市“威名最朴素的诠释。

    作为一个在2000年仍排在全国82位的城市,合肥依靠着一次次“产业豪赌”不断挖掘着发展的第二曲线,实现了经济逆袭,自然被很多地方奉为圭臬。然而,这套模式学起来并不容易。

    早在2005年,江西新余就从仅有的18亿财政中拿出2亿补贴引入赛维光伏,但随着光伏热退潮,赛维兵败如山倒。7年后,当年到期的5亿债务还得动用省财政基金用于偿还,危机爆发时直接造成新余市财政收入下降13.5个百分点。

    2016年,江苏淮安引入投资额450亿的芯片公司“德科码“,但花光了政府出资来买设备、挖人后,项目居然就烂尾了[2]。2017年,武汉市投资了百亿元的半导体项目“武汉弘芯”,三年后便停滞了,土木都没有完工。而投资了40亿元的南阳政府,只换来了一个“喝水就能跑”的青年汽车。

    合肥模式的成功,既有“产业配套+长三角城市群区位+高校研发”的科学打法,但也不可避免有“风险”投资的概率成分。二三线城市拿着纳税人的钱参与博弈中,能力和运气都非常令人担忧。相比之下,承接科技企业的研发中心、公司总部却是一个事半功倍的好买卖。

    研发中心带来的不仅是GDP,更是生生不息的人才。2017年,教育培新机构“尚德”入驻武汉光谷,打头阵的只有一个10人组成的人力资源团队,但如今尚德在武汉买下了3栋大楼,在岗人数超过4500人;而在线教育公司“猿辅导”入驻不足两年,员工已超过5800人。

    “互联网+教育”产业不仅有望让武汉成为仅次于北京的第二高地,更会通过科技外溢带来无限可能。引入科技企业、留住未来人才的思路,也并不是新鲜事儿。地方政府也都动过心思,但并不是所有科技公司都感兴趣,毕竟要考虑到异地管理、经营的难度、压力。

    然而,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,正改变着科技公司的想法。

    飞书、钉钉、企业微信等工具的快速迭代,大幅改善着远程管理的效率。甚至有网友担忧,当老板发现不需要豪华工位、不需要高额差旅费也能完成业绩时,福利下降该咋办。海外科技巨头也在适应新趋势,推特、微软都宣布部分员工可以无限期居家办公。

    用二三线城市的低成本,完成一线城市的管理、经营效果,对于科技企业而言,就两个字:真香。

    今年前三季度,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乏力、部分城市甚至出现了大幅下滑,如何守住地方财政的“钱袋子”,便成为急需作答的大题。如果在以前,承接科技企业研发中心只是一个备选项,但在土地财政、风投模式、疫情冲击的多方要素影响下,“承接高科技产业转移”已经是一种大势所趋。

    尾声

    2016年9月,俗称“中国天眼”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正式落成启用。这个项目于1994年提出,2001年正式立项,直到2011年才开工建设,总投资额高达6.67亿元。启用整整2018年,《科技日报》刊发了一篇新闻,标题很有意思:“中国天眼”10万年薪难觅驻地科研人才[6]。

    文章中称,科研人员“需三班倒轮流值班”、“会和家人长期分居两地”,而且“手机不能带”、“无线网络也不能随意使用”。在这样的条件下,“表现优秀者可入编”,工资加驻地补贴每年“可以达到”十万元左右。对于缺少人手的情况,工作人员接受采访时的回复是:搞科研不能急功近利。

    前段时间,华为挖角某半导体公司又上了热搜,互联网上的评论大多没怎么提狼性文化的事,画风反倒是“但凡给足了钱,也不怕华为挖人“。差不多同一时期,华为还搞了个大新闻,标题简单粗暴:华为招聘博士年薪200万。

    华为内部刊物记录了很多奋斗故事:在孟买恐袭时坚守岗位、在阿尔及利亚地震时开拓市场、在埃博拉肆虐时签订大单。华为能够在通信领域建立覆盖全球的影响力,自然有铁腕管理和奋斗文化,但更重要的,是丰厚的战利品。

    在基础科研方面,国内决策的特点往往是重视设施建设、设备采购的投资,轻视大量基层人员的待遇、工资和福利支出。

    能在深山老林数十年如一日坚持科学研究工作的,大多都有宇宙级的情怀、热忱与牺牲。此前中科院某所90多人集体离职,更是把长期以来科研机构人才流失严重的窘境暴露无遗。

    而在应用层面,中国公司重模式创新算是被说烂的梗,不少公司痴迷于华为“狼性文化”,却往往在战利品分配上不慷不慨,最终适得其反。

    不久前,任正非三天密集走访四所高校,谈来谈去,不外乎是强调基础科研的重要性。正如他此前的感叹:芯片砸钱不行,得砸数学家、物理学家、化学家。对于华为来说,给博士开200万的年薪,实在算不上什么新闻。

    更重要的是,在通信行业披荆斩棘数十年的华为显然深知,在高科技领域的攻坚中,真的没有什么可以超车的弯道。

    当下,科技行业自主自强的呼声越来越高。但中国的产业升级,靠的不是装潢豪华的研发大楼,不是蒸蒸日上的公司股价,更不是空洞飘渺的口号,而是红头文件和顶层规划背后,一个又一个鲜活的人。

    归根结底,程序员是人,工程师是人,科学家也是人。他们也想买房、也要养家,也有自己的欲望、诉求和烦恼。让研发中心和科技公司迁往二线城市,终究只是高房价下的一种权宜之计。我们的高科技产业要实现突破,首先要做的是,不要把基层研发人员当作无欲无求的圣人。

    在“产业升级“这个大命题之下,所有身在一线的研发人员和科研工作者,都是中国最宝贵的资产。无论未来是什么样的政策导向,解决好他们的后顾之忧,让他们的付出得到一个合理的定价,才是我们最应该去做的。



参考资料:


[1]、2020年《财富》世界500强排行榜,《财富》中文网,2020。

[2]、欧洲小镇为何不输大城市,新华每日电讯,2016。

[3]、房地产研究系列之四:土地财政,源于财政压力还是投资倾向,民生证券,2019。

[4]、解析江西“新余模式”:一座城市的“豪赌”,中国青年报,2008。

[5]、德科码危机续:淮安德淮半导体未形成晶圆产能,员工降薪,科创板日报,2019。

[6]、“中国天眼”10万年薪难觅驻地科研人才,科技日报,2018

[7]、在线教育 “吸金”热潮来袭光谷欲成独角兽第二总部聚集地,证券时报,2020。

[8]、罗永浩在成都买了房子,成都房价会受锤子影响?,腾讯新闻,2017。

[9]、京东方以创新领跑新型显示产业,安徽新闻网,2019。

[10]、VR助力南昌乃至江西经济变道超车,江南都市报,2019。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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